中西“天文学”：西方天文源于“热爱”，中国与之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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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多家媒体转载一篇西方“重磅”报道，即西方学者在土耳其的哥贝克力遗址中，竟然发现了1.2万年前的精确的石刻日历。
根据报道，该日历系统被刻在1.2万年前的一根石柱上，当地古人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365天，标注了春分、秋分。更为重要的是，据说还记录了1.3万年前一次彗星碎片撞击地球，以及发现了“岁差”（需要长期观测的数据积累与大量计算，中国是晋代虞喜发现，西方则古希腊时发现）。

问题在于：按照西方历史描述，1.1万年左右西方才出现农业，1.2万年前肯定还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狩猎时代，那么狩猎时代的人群为何需要如此精确的日历，为何如此关注天文？
对此，新发现的论文作者、爱丁堡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丁·斯维特曼指出：“哥贝克力石阵一带的居民显然极为关注天文，是星象的热切记录者。”
斯维特曼教授的话，归纳起来就是“热爱”这两个字，即因为“热爱”、所以搞出先进的、成体系的历法，甚至还发现了“岁差”等。其实，纵观西方天文起源与发展，都离不开“热爱”两个字。但中国古代天文与之却截然不同，大概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

西方天文源于热爱

按照西方历史描述，后世西方天文主要源于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但纵观这三个文明的天文，都与因为“热爱”而有“伟大发现”的逻辑密不可分。
关于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的天文学之发达，在此就不啰嗦。其中，古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已经达到了15世纪人类天文学水平，反之人类在他之后1000多年的天文学探索相当于是白费功夫。

但问题是，这三个文明的天文学为何如此发达呢？三个文明中的单纯的理性的天文探索，肯定是因为“热爱”，否则没有办法解释，比如《天文学大成》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基本脱节，只能说托勒密“热爱”而探索天文，还有苏美尔探索宇宙等也是如此，而与实际生产生活相关的历法为何也先进？
正常来说，无论古埃及、苏美尔，还是古希腊，因为气候条件在那，历法静不精确对其农业生产作用不大，多几天、少几天没有太大问题。比如古埃及，播种是在尼罗河泛滥之后，从尼罗河泛滥到播种中间相隔一段时间，足够组织播种人手。总之，天文历法对这三个文明的生产生活指导意义不大。既然如此，只能说三大文明又因为“热爱”、而搞出了先进历法。

除了天文，三大文明中因为“热爱”而掌握的“先进知识”，可谓数不胜数，尤其是古希腊大师们，简直就是“死了都要爱”，拼命探索在当时只能算是屠龙之技的理论知识。
总而言之，从1.2万年前的土耳其古人，到古埃及、苏美尔，再到古希腊，西方古人因为“热爱”而探索天文，最终留下了“辉煌”的天文成果。

中国与之截然不同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天文学出现的目的非常明确，核心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即“应需而生”！
作为农耕文明，中国气候特征有利有弊，“利”在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弊”在四季分明。想要大规模发展农业，首先要能掌握“农时”，尤其是不能错过播种时间。比如，一旦错过播种期，可能就是颗粒无收，接下来就是饥荒。

因此，现实需要掌握农时。为此，中国各地古人做过很多尝试，除了观象授时之外，先秦史书上还有一些记载，比如“律管候气”、还有“虞幕听协风”等，其中协风就是东风、春风，代表天气开始转暖。当然，最靠谱的还是观象授时，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农时，于是天文学就出现了。
以考古看，中国天文学出现于农业之后，西方则是一反常态，在狩猎时代就有发达的历法。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农业始于1.4万年前，在此之后才出现天文学遗存，最典型的是6500年前的河南西水坡遗址，其中龙虎大墓中反映的几种观象授时方法，在中国史书上都有记载，比如北斗授时、大火星授时、立表测影等。

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基本是追求越来越精确的历法，核心是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满足现实需求，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其一，最初对农时的掌握比较粗糙，但越到后期越精确，比如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24节气演变，西水坡时只掌握四个节气，就是二分二至，到了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时出现了20个节气（中科院何驽根据考古遗存实测的结论），再到春秋战国时出现24节气。

其二，短时间内的天象变动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但时间拉大到百年以上后，误差就会很大，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困扰，比如如果将一年定为365天，那么每四年就误差1天，40年、400年呢？于是，必须不停的观象，在追求更精确历法的过程中，古人对天文的认知就越来越深入。
总之，因为中国气候条件，以及农业生产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古代必须观象授时，必须追求更精确的历法，而且还不能间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从整体上来说，古代西方天文是“热爱”驱动，中国天文是“需求”驱动。
“热爱”或“爱好”是最大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今依然适用。但问题是，在上万年的时间内，从土耳其狩猎人群，到古埃及、苏美尔，再到古希腊等，为何总是出现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生产需求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