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政策现状

z1413

本章简要概述了当前的国家安全太空政策，并审视了对军事太空活动的主要规定和限制。同时，本章还探讨了自2000年以来的发展情况。基本上，由于太空威胁的变化以及技术发展的演进（尽管影响较小），关于国家安全和太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太空并利用太空能力。从1958年至今的政策一致性

自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确保太空自由符合美国利益以来，国家安全太空政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包括太空的军事用途以及确保太空和平与科学利用的目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采纳“我们在地球卫星计划中的一个目标是确立外层空间自由原则”的观点时，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
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每一届政府都认识到在太空自由行动以及保卫国家太空资产的权利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正如美国海军的建立是为了确保海上自由航行，空军是为了确保空中优势一样，美国正在制定政策、建设基础设施、组建部队并提升能力，以保护和维护其太空利益。美国太空政策一直认为，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是美国武装力量维持和平与保护国家能力的核心。太空支撑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国际公认的自卫权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承认的权利；这一条款也适用于太空领域。自卫权没有地理限制。换言之，如果美国允许敌国在冲突中利用太空资产对付自己，或者自己不利用太空保卫国家利益，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从太空时代的最初阶段开始，美国领导人就认识到太空对所有国家都是自由开放以供探索和使用的，但各国也可能从太空以及利用太空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美国的政策声明一直承认这一关键的两面性，即只要太空使用者的活动是和平和非攻击性的（尽管它们可能是军事性的），太空就是一个自由领域。也就是说，和平目的允许进行与国防和情报相关的活动，以维护国家安全。

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两位总统奠定了太空不仅仅是增强陆、海、空力量的领域这一观念的基础，这为考虑发展反卫星武器以对抗苏联正在开发的威胁系统奠定了基础。换言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太空视为一个积极的作战领域，里根政府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立场，试图通过在太空部署防御性或反弹道导弹系统来消除针对美国的核弹道导弹攻击的威胁。乔治·H·W·布什政府则寻求发展“天才卵石”天基拦截系统，作为全球有限打击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自1958年以来的政策还区分了军事、民用和商业太空活动，并认识到了其国际维度。从一开始，美国就鼓励国际合作，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和国家合作将有利于美国。美国开展了国际太空合作活动，以实现科学、外交政策、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只要达成的国际协议是公平、可核查的，并能增强美国和盟国的安全，美国也一直谨慎地愿意与其他国家采取措施来管理太空活动。

2000年以来的关键发展

除了第二章讨论的内容外，自2000年以来还出现了一些影响美国太空力量发展和美国太空政策讨论的关键战略层面发展。

退出《反导条约》。在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进行两年后，美国和苏联于1972年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将两国的导弹防御基地限制在两个，每个基地的拦截器发射装置不超过100个。1974年的议定书将每个条约签署国的基地数量减少到一个。这也意味着双方都不能开发和部署海基、空基（即机动式）或天基（即持久性和全球性）导弹防御系统。与其他国际协议相比，该条约对发展、部署和使用核或非核太空武器的限制最为严格。

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第一次重大政策变化发生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上任时。布什总统强烈致力于部署一个针对有限战略弹道导弹威胁的国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国防部对导弹防御计划进行了彻底审查（不受《反导条约》的限制）。总统的指导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一个有效且不断演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当然，导弹防御计划成功的关键是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这一决定于2002年6月生效。

自退出《反导条约》以来，美国已经部署了武器系统和传感器，以提高其有效运行导弹防御的能力，并且根据政策方向，美国可以部署主动太空防御系统。布什指示部署陆基中段防御系统，该系统由部署在太空和美国及其盟国领土上的传感器网络、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地基拦截器以及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指挥控制和作战管理基础设施辅助，以防御美国免受预期的敌对国家弹道导弹威胁。布什政府的计划记录表明美国并未推动为导弹防御部署具有作战相关性的太空传感器或天基武器，尽管美国确实继续将有效载荷送入轨道，以演示太空传感器技术并收集可能有助于开发军事太空系统的数据。

随着国家退出该条约，发展、部署和运作新型导弹防御体系的大门被打开。为了击败当前低地球轨道上的威胁性共轨卫星和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美国可以利用其在导弹防御资产方面取得的进展来执行卫星防御任务。拦截器可以部署在地面、海上以及太空，为导弹防御体系增添更多层次。在政策支持的前提下，这些相同的系统也可以配置为执行低地球轨道反太空（进攻性）或反反太空（防御性）任务。

2008年2月，在一次名为“霜火”的特别一次性任务中，国防部利用导弹防御局和美国海军的专业知识，击落了一颗携带有毒燃料并对人口构成致命危险的失效美国政府卫星。国防部能够修改武器系统和标准导弹-3弹道导弹防御拦截器，并利用远程传感器以及指挥、控制和作战管理系统，成功拦截了一颗极低轨道上的卫星。

国家安全太空透明度。在《地球边缘》一书中，作者认为，为了发展和维持美国太空部队，公众必须了解太空行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对太空任务有基本的概念性理解。决策者需要审视将国家如此多的太空活动置于高度保密状态是否明智，因为资金很可能取决于公众辩论和理由的质量。2013年和2014年的某国太空威胁事件震撼了美国国防机构的核心，促使其重新评估国家安全太空计划的保密性；这促使官员们更多地揭露秘密太空世界，既涉及威胁，也涉及美国太空姿态的调整。根据国防太空战略：“公众对他们对太空系统的依赖、太空领域的不断变化以及对美国和盟友及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太空对抗威胁的了解仍然很肤浅。”

如今，国防部官员举行媒体圆桌会议，向记者和公众宣传太空威胁的危险以及美国为应对这些威胁所采取的行动。美国情报界和国防部官员还公布了更多细节，有助于正确地将太空描绘成一种作战环境。然而，保密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即使国防太空战略也没有详细讨论武器和战略的实施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国防战略都是保密的，最多只能发布一份非保密摘要。

不过，自2013年以来，国防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增长前所未有，从新美国太空组织的透明度到美国太空活动和旨在威慑和击败威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透明度。人们更愿意谈论对太空系统的威胁、所使用的技术类型以及正在开发这些技术的国家。例如，雷蒙德将军谨慎而坦率地谈到了美国探测到的俄罗斯在轨活动，揭示了俄罗斯将太空武器化的行为。然而，仍有工作要做。

美国组织变革。自2013年和2014年以来安全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太空使用的计算方式。如上所述，由军方声音引领的这场“太空对抗觉醒”是对某国和俄罗斯反卫星活动的回应，也是在公众眼前而非传统封闭的国防太空界内部发生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为了向可能试图干扰美国太空系统的其他国家发出警告（或威慑）。据报道，某国2013年在地球同步轨道附近进行的导弹发射事件是引发关注的事件，因为显然与反卫星武器有关。美国战略司令部指挥官担心美国“能否迅速建立我们需要的那些能力（以击败在太空威胁美国的对手），以应对具体威胁”。他接着报告说，“我们在某些领域的发展速度比我们的对手慢得多。我们需要我们的行业和采购流程加快步伐。”

国防太空事业并非为了在竞争激烈且充满敌意的太空环境中蓬勃发展而建立。太空系统采购优先考虑的是在假定良性的领域中的性能，而非太空系统保护的要求。作为首要任务，美国领导层发布了一项国家太空战略，以确保美国将继续在创建和维护对国家繁荣、安全和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关键太空系统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鉴于此，美国采取了措施，从三个方面巩固其太空力量：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司令部以及太空发展局。太空军成立于2019年，目前正在组织、训练和装备军事力量，并提供专门的军事领导，以统一、集中和加速太空理论、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发展。太空将不再仅仅是其他军种的一个附加或辅助职能。太空将成为新军种的唯一重点，它将负责发展军事部队，以保护和捍卫美国的太空利益。美国太空司令部是一个地理司令部，其联合行动区域始于100公里高空，该司令部将把为作战人员提供太空支援作为指挥官的唯一重点。重要的是，它将在一个新的野战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卫星、发射服务和信息系统等重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工作。太空发展局及后续采购组织将帮助主导构建一种具有恢复力和响应能力的防御性太空架构，以应对太空威胁和美国的安全需求。

近期愿景变化

2006年乔治·W·布什的《国家太空政策》、2010年巴拉克·奥巴马的《国家太空政策》，以及特朗普的政策和战略，与之前的太空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在优先级和基调上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06年和2010年的太空政策之间。在最高层面上，奥巴马政府淡化了战争与太空之间的关系。布什政策（与当前太空政策一样）将国家力量与太空的关系置于首要和中心地位，而奥巴马政策则没有强调太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是将重点转向太空对民用和科学的好处。

这种在愿景、基调和重点上看似微小的对立，可能会在实际层面上产生非常重大的差异，影响国家安全太空项目的开展以及采取何种防御或进攻行动。布什和特朗普的政策都谈到了美国有权捍卫自己的太空系统免受蓄意干扰；而奥巴马的政策则是以“国家权利”的愿景来阐述，使其更像是一份全球主义而非以美国为中心的文件。奥巴马政策强调与太空有关的军备控制（“美国将考虑军备控制的提案和构想……”），这与布什政策形成明显对比，布什政策强调美国“不会接受任何类型的法律限制来约束美国在太空的行动自由”。

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政策都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然而，与布什和特朗普的愿景相比，奥巴马政策的主要愿景更像是“人类太空探索”的集结号。奥巴马政策显著淡化了甚至否定了美国在太空领域领导地位的作用。事实上，奥巴马太空政策的“引言”部分可能是对其政府愿景最清晰的阐述，该部分显著淡化了政策中的国家安全要素，直到最后才提到维护太空自由的重要性。

奥巴马愿景中特别提到的太空自由，是通过一种对美国太空活动历史的有限视角来阐述的，其表述如下：自太空时代之初，“本国就宣布致力于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护太空自由，以促进人类的福祉”。实际上，虽然美国一直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太空的稳定与和平利用，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始终最为突出，然而奥巴马政府却将这一事实置于幕后。

2011年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情报官员认识到“太空正变得越来越拥挤、竞争激烈且充满对抗”，不对称太空威胁也在增长。该报告还明确指出，需要通过发展能力、计划和选项来应对这些威胁，以“防止和威慑针对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太空基础设施的侵略行为；并做好准备，挫败袭击并在受损环境中作战”。

为防止袭击，2011年的太空战略提出，美国将：支持外交活动，寻求国际伙伴关系，“以鼓励潜在对手保持克制”；提高识别攻击美国系统者的能力；加强美国太空架构的韧性（被动防御）；以及“保留在威慑失败时进行反击的权利”。与将太空视为作战环境的观点截然不同，奥巴马的战略努力反驳了美国可能需要准备在太空作战以保护其利益的观点：

我们认为，避免在太空发生敌对行动符合所有航天国家的利益。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行为者可能认为反太空行动能提供军事优势。我们的军事和情报能力必须做好准备，在受损环境中‘坚持战斗’并挫败针对我们太空系统和支援基础设施的袭击。我们必须剥夺和挫败敌人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即便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是由文职官员制定的，它也承认了军事和安全专家所指出的太空时代的严酷现实。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撰写者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太空中开展符合自卫固有权利的活动”，并将继续发展“下一代太空技术和能力，以造福我们的商业、民用、科学探索和国家安全领域，从而确保太空对未来世代保持可用性”。实际上，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们越来越承认这些威胁。正如奥巴马政府五角大楼官员格雷格·格兰特最近所说：“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太空系统非常脆弱。拜登政府将向太空防御和应对这些威胁投入更多资金，而不是更少。”

到2016年，某国和俄罗斯在发展武器系统和制定设想在战争中利用太空的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已显而易见。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否则将面临无法有效应对其他国家挑战和攻击的风险。因此，美国的战略进一步得到完善，强调“战争性质是否正在改变已不再是问题，而是美国应如何战略性地重新定位自己，以威慑对手并为打赢未来战争做好准备”。

为此，特朗普政府优先建立了美国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建立了美国太空军，旨在承认“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御的中心地位”。这一作战司令部将“确保美国的太空优势永远不容置疑，永远不受威胁”。

拜登政府早期的信号表明，它将现实地看待对太空及太空中的威胁。在确认听证会上，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呼吁美国作出新的努力，建立“天基平台”，并将太空称为作战领域和大国竞争的舞台。奥斯汀进一步阐述道：“其他国家正在质疑美国和盟国在太空行动的能力。攻防能力和弹性架构的平衡对于任何旨在威慑敌对行动并在冲突扩展到太空时保护美国重要利益的可信战略都是至关重要的。”奥斯汀认为，在制定下一份《国防战略》时，他会考虑太空战中发生的“重大转变”。

拜登政府将需要作出选择，是继续强调美国的太空能力，还是偏离现有的做法。拜登的政策将受到一个与国际和安全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的制约，而这个环境曾促成了奥巴马政府淡化美国在太空作战能力的政策。上文提到的其他国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将使否认太空已成为俄罗斯、某国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所设想的战争场景的中心变得更加困难。太空日益成为作战领域这一事实已无法改变。
以上内容摘自《太空作为作战域：重塑政策以发挥21世纪太空力量》研究报告。

联系我们
微信：SputnikBD邮箱：SputnikW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