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公司正在商业开发卫星寿命延长和服务技术
一般来说,应用卫星可按照用途分为民用卫星、军用卫星和商业卫星等。商业卫星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起步阶段。此时商业卫星主要是通讯卫星,它们在电视转播和通信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在上世纪90年代,以“铱星”为代表的低轨通信星座也开始兴起。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发展阶段。此时,商业遥感卫星的分辨率从1米到0.5米直至0.15米。其次是低轨互联网星座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可以“星链”低轨互联网星座为代表。估计到2030年前后,商业卫星将会进入到一个成熟的具有轨道服务能力的体系成熟阶段。当前太空军事化还局限在对战场进行信息支援,包括应用导航卫星、通讯卫星、遥感卫星、海洋监视卫星等。但是未来我们确实需要警惕太空的武器化和战场化。太空武器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卫星的攻击,这其中一种方式是在轨道上用航天器对卫星攻击(天对天),另一种方式是地对空,即利用反卫星导弹对卫星实施攻击(地对天);这些都属于“硬杀伤”。与“硬杀伤”相对应的是“软杀伤”,指对卫星进行电子干扰,目前在乌克兰战场已经发生了对卫星的电子干扰。另一方面的太空武器化也包括太空利用航天器,对地面目标实施打击,目前这种设想,仍停留在研究阶段。展望未来,战争会不会将从陆、海、空扩展到太空?这是一个很复杂但又十分敏感的问题。由于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美国正在为太空中的第一场战争作好准备。这方面可以2022年10月24日《航天评论(The Space Review)》发表的美国太空作战官员陆军上校本•奥格登(Ben Ogden)的文章《在终极高地进行再利用(Recycling in the ultimate high ground)》为代表。他虽然只是一个中层军官,但他的分析很有代表性。该文的主要观点如下:在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前8个月,空军少将伯纳德·施里弗做出了一个不祥的预测:“几十年后,重要的战役可能不是海战或空战,而是太空战。”但1991年的海湾战争强化了“太空是为了地球”的观点。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通信、导弹警报等军事航天能力,在这次重大冲突中首次亮相。许多人称其为“第一次太空战争”,尽管它主要是一场空中和地面的战役。今天,商业卫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并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军用航天器。在俄乌冲突中,私人公司发射的卫星,为美国创造了巨大而熟知的价值,有些人甚至将其称为“第一场商业太空战争”。另一方面,SpaceX等“新航天”公司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彻底改变了商业航天。这项技术将对军事应用,同样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从而使施里弗的预测更接近现实。几十年来,一次性火箭的高成本和需长时间生产,从而限制了太空活动的参与和节奏。直到最近,一直都认为任何大规模的太空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持续的。然而,使用更廉价和更频繁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则增加了国防部快速填充所需轨道的机会,可作为支持和捍卫国家太空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例如,加快和扩大太空军事存在,将使美国能够促进制定急需的负责任行为的太空准则,明确侵略活动与和平活动之间可接受的界限。频繁的军事发射能力,还将提高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如国家安全太空架构和地月高速公路巡逻系统(CHiPS)。从而,美国太空部队可以在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新职责范围内,恰当设置进行开战的先决条件。美国国防部还可以实施一项战术响应发射计划,作为一种快速更换卫星的手段,以阻止对手在轨道上攻击美国资产。此外,军方可以利用传统全球行动的附带作用,需要全球覆盖的组织,如美国运输司令部,可以执行近乎即时的亚轨道补给任务,以更好地支持世界各地的紧急行动。这些可重复使用的商业火箭技术的每一个军事应用,最终都提高了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威慑措施和军事存在。另外,一项名为国家的“太空服务、组装和制造(ISAM)”计划,通过引入转型能力,几乎可无限期地延长军事卫星的寿命,为施里弗的太空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作战概念。与坦克、飞机和军舰的操作人员不同,太空操作人员面临着独特的物理挑战,需要在卫星发射进入轨道后进行维护、维修或加油。ISAM的“服务”可以克服这些挑战。通过更常规的、困难的交会和接近操作(RPO),来安全对接或移动卫星,以完成关键程序。蓬勃发展的轨道服务行业,不仅为太空经济,提供了清除碎片、卫星检查、太空拖船、卫星修理和燃料补给等改变游戏规则的功能,而且还为实现军事太空优势提供了必要的操作。为此,国防部必须做出有远见的决定,迅速结合现有的先进技术,以战胜面临的威胁,并确保在必然会到来的“第一次太空战争”中取得成功。